病歷政治學
學校的各科見習教學總是千變萬化，因此有時候我們會「涼」得發慌，有時候卻又忙得冤頭轉向。然而對我們來說，一個最基本的動作，是每天必須完成幾個病人的progression note（這是病歷記錄裡的其中一部份，記載病人的每天病情的發展，包括主客觀的觀察以及治療計畫）。
寫病例記錄，是最基本又很不簡單的工作。通常在晨會時，主治醫師往往會拿菜鳥醫師寫的病例「開刀」，一下子哪裡英文拼錯，又一下子哪裡專業用語不當。有些完美主義人格的同學會把病例記錄寫得密密麻麻又工整無比，有人可能草率了事，或者乾脆寫個「生命跡象穩定」就算交差了。
儘管寫病歷報告是那麼「科學」的一向工作，有些讀來卻令人感到無比沈重，有種「無語問蒼天」的感慨。以前，早有人開始檢討「英文書寫」裡的權力關係。如今又更跑出一個現象，不知是由誰發明，大家又不知如何有樣學樣地——儘管大家被龐雜的醫學知識給制約得幾近麻木，卻又能把病歷寫得像是一篇篇的「悲情小說」。
譬如這樣："This 63 y/o male is a victim of ESRD"（「這位六十三歲的男性是個末期腎衰竭的犧牲者」）。
或像這樣："Vital sign was stable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she began to cough this morning..."（「昨天生命跡象還算穩定，但很不幸的，她今天早上開始咳嗽」）。
因為這些戲劇性十足的字眼，讓病歷讀來一本比一本還怵目驚心。但是，雖然病人確實因為疾病而承受了痛苦，我們的主觀書寫，似乎更加深了審判的意味。
記得在癌症病房，看到那些還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病人與家屬，仍滿懷希望的要求醫生說「要幫我們治療好喔！」起初，真的會忍不住地鼻酸。問題是，這種「憐憫」，到底是出於對病人受苦的同感，還是一個高度本位的醫學下，被強化的負面情緒呢？
其實，如果「生命無常」是一種「常態」的話，我們就不應該過度地賦予疾病濃厚的悲劇性，不是嗎？
存在主義心理學大師羅洛•梅（Rollo May）在《權力與無知》一書中，便開宗明義地提到他得到「肺結核」時，原本消沈的自己，在開始展現「戰鬥力」來決意「我」的存活時，病情才好轉起來。而書中「焦慮與軟弱互為因果」的概念，又是如何十足生動地反應在我們傲慢的病歷政治中啊！
當那些「犧牲者」、「不幸」等等字眼，被我們一再地透過醫療專業的複製、再現時，何嘗不造就了一種消極的暴力呢？
回想起很小的時候，母親得到紅斑性狼瘡，而我常常拎著棒球手套自個兒在家樓頂投球。在我的想像中有一場接著一場的賽局，那是與「病魔」的戰鬥。我的眼前會幻化出病魔的擬像，然後我就用快速球將牠們三振出局！
而母親的病漸漸好轉了。這幾年來看著她咬牙稱過病痛，而且透過信仰建立樂觀，我想像中，與打擊區的病魔的對壘，也逐漸遠去。
後來，在我大一那年，祖父因著癌症過世，卻也因此帶來家庭新的信仰。突然發現生命不再是快樂與痛苦的對壘。所有的酸甜苦辣，其實是相互佐味，來調味出一道豐富也感動的人生。
我們的醫學，大概就是走不出擁抱專業權力，而使得「醫」與「病」被無情地拉開，「醫」的一端被高高提起，「病」的一端卻被重重摔下。這樣的張力，也就造就了那些充滿審判符號的悲情病歷。
醫學就像兩面刃，有時確實解決了人的病痛，但有時卻加深了病人的無助。或許醫學院應該多開一門「病歷政治學」，讓醫生寫病歷時可以重新反省本位主義的文化，免得專業的恐龍益發張狂卻又不自知哩。
2004/1/2
about 吳易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