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政治学
学校的各科见习教学总是千变万化，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凉」得发慌，有时候却又忙得冤头转向。然而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动作，是每天必须完成几个病人的progression note（这是病历记录里的其中一部份，记载病人的每天病情的发展，包括主客观的观察以及治疗计画）。
写病例记录，是最基本又很不简单的工作。通常在晨会时，主治医师往往会拿菜鸟医师写的病例「开刀」，一下子哪里英文拼错，又一下子哪里专业用语不当。有些完美主义人格的同学会把病例记录写得密密麻麻又工整无比，有人可能草率了事，或者干脆写个「生命迹象稳定」就算交差了。
尽管写病历报告是那么「科学」的一向工作，有些读来却令人感到无比沈重，有种「无语问苍天」的感慨。以前，早有人开始检讨「英文书写」里的权力关系。如今又更跑出一个现象，不知是由谁发明，大家又不知如何有样学样地——尽管大家被庞杂的医学知识给制约得几近麻木，却又能把病历写得像是一篇篇的「悲情小说」。
譬如这样："This 63 y/o male is a victim of ESRD"（「这位六十三岁的男性是个末期肾衰竭的牺牲者」）。
或像这样："Vital sign was stable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she began to cough this morning..."（「昨天生命迹象还算稳定，但很不幸的，她今天早上开始咳嗽」）。
因为这些戏剧性十足的字眼，让病历读来一本比一本还怵目惊心。但是，虽然病人确实因为疾病而承受了痛苦，我们的主观书写，似乎更加深了审判的意味。
记得在癌症病房，看到那些还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病人与家属，仍满怀希望的要求医生说「要帮我们治疗好喔！」起初，真的会忍不住地鼻酸。问题是，这种「怜悯」，到底是出于对病人受苦的同感，还是一个高度本位的医学下，被强化的负面情绪呢？
其实，如果「生命无常」是一种「常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过度地赋予疾病浓厚的悲剧性，不是吗？
存在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洛•梅（Rollo May）在《权力与无知》一书中，便开宗明义地提到他得到「肺结核」时，原本消沈的自己，在开始展现「战斗力」来决意「我」的存活时，病情才好转起来。而书中「焦虑与软弱互为因果」的概念，又是如何十足生动地反应在我们傲慢的病历政治中啊！
当那些「牺牲者」、「不幸」等等字眼，被我们一再地透过医疗专业的复制、再现时，何尝不造就了一种消极的暴力呢？
回想起很小的时候，母亲得到红斑性狼疮，而我常常拎着棒球手套自个儿在家楼顶投球。在我的想像中有一场接着一场的赛局，那是与「病魔」的战斗。我的眼前会幻化出病魔的拟像，然后我就用快速球将它们三振出局！
而母亲的病渐渐好转了。这几年来看着她咬牙称过病痛，而且透过信仰建立乐观，我想像中，与打击区的病魔的对垒，也逐渐远去。
后来，在我大一那年，祖父因着癌症过世，却也因此带来家庭新的信仰。突然发现生命不再是快乐与痛苦的对垒。所有的酸甜苦辣，其实是相互佐味，来调味出一道丰富也感动的人生。
我们的医学，大概就是走不出拥抱专业权力，而使得「医」与「病」被无情地拉开，「医」的一端被高高提起，「病」的一端却被重重摔下。这样的张力，也就造就了那些充满审判符号的悲情病历。
医学就像两面刃，有时确实解决了人的病痛，但有时却加深了病人的无助。或许医学院应该多开一门「病历政治学」，让医生写病历时可以重新反省本位主义的文化，免得专业的恐龙益发张狂却又不自知哩。
2004/1/2
about 吴易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