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交響曲
清晨，加護病房裡的護士仍在呼吸器與監測器規律的的滴嘟作響中穿梭來去。一切看起來是那麼平安靜謐，除了少數幾床的病人悶在氧氣面罩裡幾聲濃濃的痰音，大家幾乎都還沒醒來。
彷彿昨夜另外幾床上演的命運爭奪戰從來沒發生過似的，上白天班的護士拎著早餐進來，打開討論室的電視，氣象預告著即將來臨的冷鋒。我則一面等候著八點下班，一面捧讀維克多•法蘭克的《意義的追尋》，思索著作者從熬過集中營後道出的，「我們不該繼續追問生命有何意義，而該認清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問」。
生命到底追問著我什麼？近來在加護病房實習，幾乎每一床都是呼吸衰竭的病人，他們有的從急診收進來，有的從普通病房轉來，每個人都有生命的危險。來到這裡的病人大概有兩種將來，一種是生命現象穩定，可以轉回普通病房繼續跟疾病搏鬥，另外一途便是走向死亡。因為死亡的頻繁，我不禁貪圖地想透過閱讀，從哲學家、心理學家，或是神學家那裡，得到些「開示」。
在每個新病人的病歷前頁，夾著我們對病人做的嚴重度評估。透過這些包括心跳呼吸體溫、身體酸鹼、氧氣與離子濃度，以及昏迷指數、年齡等等函數來做計算，可以得到一個「死亡率」。然而，這個精準計算的科學數字，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呢？是說，他有多高的機率會死在加護病房裡嗎？既然沒有一個病人的死亡率是「零」；那麼我們到底面對著的，是怎樣的生命矛盾？病人會怎麼死，如果救活了，又該怎麼活下去？這個武斷的數字，真叫人不寒而慄。
我是相信命運受上帝安排的。最近好幾樣巧合，都指向了一些無法解釋的驚奇。譬如應台南人劇團之邀，前往觀賞教習劇場新作《終生大事》排演，為著其中幾個急診室的場景，給予幾個醫學專業上(真是汗顏，不得已用了專業兩字，你看到我在流汗了嗎)的建議。製作正式上演前一天，我生平第一次給病人執行心肺復甦術，拖著疲累的身子回到值班室，在精神科服務的老弟打電話來，說他剛剛在頂樓勸退(實際上也加上警察的拉扯)一個想要跳樓的女子。
隔天，一樣的戲碼重新在劇團裡在演一遍。破碎的鏡子、充滿怨懟的日記、差點自殺的女孩；強心劑、心臟按壓，以及不捨的家人。這些圖像，像是被濃縮了一般，接連出現在我的生命裡。到這個地步，我又該如何不追問，生命要我體會些什麼，了悟些什麼？
戲劇開始前，演教員要求大家以一個靜像劇面，表達出一件生命裡頭最重要的事情。有人雙臂圍抱著自己，說出了對愛情的渴求；有人渴望自由，有人表達了無盡的勞碌。而戲劇結束後，演教員又要求做出一個身體塑像，所要表達的，竟然那樣令人啞口無言的，「生命是什麼」！
好，我相信命運，但是即使知道病褟上四肢冰冷的阿伯已經沒有生命跡象，偶爾呼吸器的氣管脫出，濃痰飛濺，或是肋骨應聲斷裂，嘴角滲血，我仍然必須在家屬盡力搶救的請託下，撐著痠疼的腰，使勁地按壓。
加護病房應該是人性最拉扯、衝突的地方罷。每當會客時間到，家屬們換好隔離衣，在病褟前的神情無不憂心忡忡，也泛紅了眼眶。但醫護人員除了反覆思索治療策略，還必須不斷的為每一床病人抽血、插鼻胃管、尿管，做心電圖檢查、量血壓、體溫，打針給藥，調整呼吸器。在這裡，「生命的意義」就是監測器平平穩穩不發出警告的聲音；而面對生命的來來去去，我體會到的是法蘭克的集中營經驗告訴我們的，「冷漠是自衛的妙招」。
不過冷漠之下，還是有些暗潮洶湧。因為繁重的工作讓每個人都精神緊繃，也讓病房充斥著一種濃稠的焦躁。護士小姐時常為著自拔呼吸器或尿管的病人頭疼不已：「再拔，就把你綁起來！」病人卻是這麼答的：「你們這些沒良心的，竟然把我綁成這個樣子。」一個阿婆曾對我說：「這裡不是醫院，這裡是魚市場，你沒看到他們在準備賣魚嗎？快拿剪刀來把帶子剪掉，我要去看醫生！」我也常常急性子地趕著在一定時間內把血抽完，一位阿伯這樣對我咆嘯：「錢是大家都會賺的，為什麼抽血不找個細膩一點的來？」
有一次我聽到病房傳來啜泣的聲音，原來是阿婆在哭，我問她怎麼了，她說她的手被綁著，好難過啊！但又能怎麼辦呢？這些病人如果不約束起來，突然拔到身上的許多管線，也是個天大的災難。原來，逼得我們忍無可忍的，除了是繁重的工作份量，原來還有醫學極度「龜毛」的制約下的生命定義啊。
下班了，太陽升起，照進凝結著霧氣的窗戶。望一望前一夜急救無效的病人留下的空床，彷彿還是看見家屬們哭腫的雙眼，聽見床邊淒厲的哭喊，腦海裡迴盪著唸經機不斷電地播放著。後悔的是沒有即時告訴他們說，我知道你們一定很愛你們父親，他也一定會想你們。而對我來說，此刻最急切的，卻是去吃個豐盛的早餐，然後回宿舍去洗個澡，好好地睡一覺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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