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急澗山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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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斯特頓——歡笑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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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假如他的船擱淺在荒島上,他最希望隨身帶著的是哪一本書?柴斯特頓毫不考慮地答道:「這還用說,當然是《造船術實用指南》!」假如流落荒島的是我,而又容許我在聖經之外攜帶一本書,我會選擇柴斯特頓的屬靈自傳《回到正統》(Orthodoxy)。我不曉得怎會有人拿起書名如此駭人的一本書,我只知道自從某天翻開它,我的信仰便不再一樣。

《回到正統》為我的信仰帶來生氣及全新的探險精神;作者雖然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重達三百磅、思想「多焦」的新聞工作者,然而我個人的心靈探索歷程竟與他有著奇特的相似之處。

有時候,柴斯特頓被稱為「沒有大師級作品的大師」,這也許是新聞工作這個特定職業帶給他的詛咒。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一份思想週報的編輯,寫過四千篇題目或瑣碎或重要的文章。當現代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平主義、決定論、達爾文主義及優生學等思潮鋒芒嶄露,他跨越了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轉變期。他檢視每一種思想,然後發現自己愈來愈堅持基督教是惟一能抵禦這些強大力量的堡壘。最終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不單單因為基督教是文明的支柱,而是因為它表達了世界最深邃的真理。他在一個多數人加入英國國教的國家,卻公開受洗加入羅馬天主教會。

作為一個思想家,柴斯特頓起步較慢。他直到九歲才會閱讀,父母曾針對他的智能問題求教於腦科專家。他讀過藝術學校,但中途輟學,一生並未讀過大學。後來的事實卻顯示,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年屆高齡還能詳述成千上萬個曾閱讀或評論過的故事情節。他寫了五部小說、兩百則短篇故事,當中包括一系列以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為主要人物的偵探小說;他也嘗試寫過戲劇、詩歌、民謠。此外,他撰寫了勃朗寧(Robert Browning)、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物傳記;詮釋了英國的歷史;譜寫了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耶穌的生平故事。雖然寫作的速度極快,弄錯了不少事實,但他處理問題的那份洞察力、熱忱、機智,令最苛刻的批評者也不得不站直身子、拍手歡呼。

柴斯特頓間或到歐洲旅遊,又曾橫渡大西洋到美國觀光〔促成了《我在美國的見聞》(What I Saw in America)一書的誕生〕。不過,他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廣泛閱讀,寫下所接觸的一切。那些歡鬧的探險歷程,大多發生在他巨大而不修邊幅的腦袋瓜裡。雖然這樣,我們卻不能低估柴斯特頓對他人的影響。甘地(Mahatma Gandhi)不少有關印度獨立的意念來自柴斯特頓;他的一本小說激發科林斯(Michael Collins)爭取愛爾蘭獨立的靈感;而魯益師(C. S. Lewis)也以柴斯特頓為屬靈的啟蒙老師。

我開始認識柴斯特頓時,他已過世超過三十年了;但他復甦了我垂死的信仰,一如他感染過許多人。「我正是那個可笑的人,付上無比的勇氣,只不過發現了前人早已發現的事物。」柴斯特頓歡欣鼓舞地宣稱:「我的確試過建立一套自己的異端邪說;卻在最後修訂的階段,發現那原來就是正統信仰。」

※  ※  ※

柴斯特頓把今生視為一場宇宙的海難,尋找意義的人彷如從酣睡中醒來的水手,赫然發現珍寶散佈各處,而這些正是一個他幾乎想不起的文明遺下的殘跡。他把金幣、羅盤、華麗服飾等殘片逐一撿起,試著理出頭緒。墮落的人類就是處於這樣的光景:大自然、美貌、情愛、喜樂等塵世間的美事,仍然帶著它們原來意義的痕跡,但遺忘及失憶卻玷污了神在我們裡面的形像。

繼《回到正統》後,我翻閱了許多柴斯特頓的作品。(他寫過上百本的書。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柴斯特頓口述,秘書筆錄,然後他在初稿上作少許改動。這可讓身為作家的我,足足沮喪了好幾個星期。)那時候,我的寫作正以痛苦為題,柴斯特頓的小說《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對這個陰暗主題的處理,給予我很多靈感。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與《回到正統》風格迥異的書竟是同年的作品。柴斯特頓後來解釋,他當時正苦苦糾纏於絕望、邪惡、人生意義中,甚至瀕臨精神崩潰。後來,他走出憂鬱,設法在昏暗如斯的世界建立一個抱持樂觀精神的理由。《回到正統》及《名叫星期四的人》就是他研讀聖經《約伯記》的成果;一部是思辯曲折離奇的護教作品,另一部堪稱結合間諜與夢魘的驚悚讀物。

在《名叫星期四的人》中,柴斯特頓並未削弱痛苦和自由意志那不可估量的奧祕,相反地,他把那些奧祕轉化成維護信仰的論據。就是從最不利的一面看,即使世上僅存最低限度的美善,而大自然又只顯露神的背面,這個宇宙仍然提供了信仰的理由。在神對約伯說的一番話中,祂提及的並非友善的大自然,而是其凶猛狂野的一面──河馬與鱷魚、雷暴與風沙、母獅與山羊、野牛與鴕鳥。大自然呈現的不是別的,正是一個神祕、難以估量的神,一個「完全的他者」,配得人類的敬拜。對於現實的祕密,我們或許只能掌握一些線索,但那是何其玄妙的線索!柴斯特頓後來解釋:「僅僅是存在,即使還原到最基本的層次,也玄妙得足以叫人興奮不已。與虛無相較,任何事物都顯得壯麗動人。」

對柴斯特頓來說,也是對我來說,有神的謎團總較無神的答案令人滿意。我同樣相信,今生的美事是一場海難遺下的殘跡,憑著這些光明的線索,人可霎見被黑暗籠罩的現實的真相。神以更多的問題回答約伯的問題,彷彿在說存在的真相遠非我們所能理解。世上存留的,除了是神原本設計的殘跡外,就是一種自由,一種選擇相信或離棄這樣的神的自由。

就此,柴斯特頓感受的是一份不攙雜的感激,他的回應活現在一首短詩中:

另一天又將過去,
其中我的眼睛、耳朵、雙手健在,
而偉大的世界就在身邊;
明天又是另一天的開始。
為甚麼我能享有兩天?

※  ※  ※

除了透徹了解人類的痛苦外,柴斯特頓似乎深深為痛苦的對立面──喜樂──著迷。他認為唯物論太淺薄了,未能解釋塵世偶爾乍現的驚詫與愉悅,這種感覺給性愛、分娩、藝術創作等人類的基本行為,賦予了一種近乎奇幻的色彩。

為甚麼性愛能帶來樂趣?繁殖確實無須借助歡愉:有些動物只消分裂兩半就可進行繁殖,人類甚至採用不牽涉快樂的人工受孕法來繁殖下一代。為甚麼吃喝能令人陶醉?植物和低等動物沒有奢華的味蕾,仍能攝取足夠的營養。為甚麼要有繽紛的顏色?有些人不能辨別色彩,仍能生活安好,為甚麼需要把影像弄得這樣複雜?

讀了無數本有關痛苦問題的書後,我赫然發現自己從未碰上一本談論喜樂的著作,亦從未遇過一位對人類喜樂的經驗百思不解,且表示迷惘的哲學家。然而,喜樂聳現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相對於基督徒的痛苦,喜樂恰恰成為無神論者的哲學問題。在喜樂這問題上,基督徒絕對可以輕鬆面對。一個良善而慈愛的神,自然希望祂創造的生物享受愉悅、歡樂和個人的滿足感。基督徒一向以此為假設,然後尋找方法解釋痛苦的起源。無神論者難道不應肩負同樣的任務,解釋在一個任意及無意義的世界中喜樂的由來?

踏上了漫長的心靈旅程後,柴斯特頓重回信仰的懷抱,因為只有基督教能提供線索,解開這些殘跡的奧祕:「首先,我打從心底感受到世界是不會自我解釋的……第二,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力量應該蘊含意義,而意義背後應該有創造意義的人。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帶著個人色彩的藝術品……第三,就那個用意而言,我認為最初的設計是美好的,儘管有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第四,表達感激之心最恰當的方式是謙卑和節制:我們感謝神賜予啤酒和勃艮第葡萄酒,但不多喝⋯⋯最後,也是最奇怪的一點,我的腦海浮現了一個模糊而廣闊的印象:在某方面來說,一切美善之事都是從原始時代的廢墟中貯藏並神聖地保存下來的。人救回了自己的美善,有如魯賓遜從破船中撿回自己的物品。」

柴斯特頓氣勢磅礡地,一下子助我們澄清了喜樂的問題。喜樂從何而來?柴斯特頓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最後認定基督教是喜樂存在世上惟一合理的解釋。喜樂的時光正是一場海難後沖到岸邊的殘片,是延伸於時間軸上天堂的碎屑。我們必須輕輕地處理這些遺物,一方面應當以謙卑和克制的心加以使用,另一方面則不應視之為我們應得的而加以奪取。

正如柴斯特頓所觀察的,與其說性濫交是對性的評價過高,倒不如說它降低了性的價值。「抱怨只能結一次婚,就像抱怨只能出生一次,與當中涉及的無比興奮絕不能相提並論。這個抱怨顯示的,不是對性的極端敏感,而是異乎尋常地麻木⋯⋯一夫多妻制就是對性缺乏認識;就像一個人心不在焉地採下五顆梨子一樣。」

我參加過的教會,向來都大聲疾呼、強調享樂的禍害,以致我極少聽到懷著盼望的信息。在柴斯特頓的引導下,我漸漸把性愛、金錢、權力及感官享受,視為神賜給人的禮物,但在墮落的世界,這些禮物有如爆炸品一樣必須小心處理。我們已失掉伊甸園未受污染的純真,如今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時意味危險,潛伏著被濫用的危機。吃淪為暴食,愛變成淫慾,一路上,我們逐漸看不見賜給我們喜樂的是誰。古時的人把美好的事物變成偶像;如今,現代人稱之為沉迷。這兩種情況都顯示,原來的僕人變成了暴君。

每逢週日,我扭開收音機或電視都會聽見,傳道人譴責吸毒、淫蕩、貪婪,以及在美國街道肆無忌憚的罪行。對這些顯然濫用神恩賜的行為,除了責備之外,我們或許應該向世界展示這些恩賜其實從何而來、好在哪裡。邪惡最大的勝利也許是把宗教描繪成享樂的敵人,真相卻是:我們享受的一切,都是創物主慷慨地施予世界的。

「就『正常』一詞的準確意義來說,我是正常的。」柴斯特頓說:「意思是我接受秩序;對創造主和受造物的秩序,抱持感激之情,接受創造、生命和愛是上天賜予的永恆美事,而婚姻和騎士制度是恰當地管理它們的法規。」在柴斯特頓的影響下,我漸漸認識到一種要變得較「正常」的需要。從前,我把信仰視為一種寡言的、嚴酷的屬靈操練,一種苦行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結合,喜樂於是被白白浪費掉。柴斯特頓使我重拾一種對生命活力的渴求,這種活力來自人與神的聯繫;正是神從無到有的創造,帶給我世上萬物的樂趣。

※  ※  ※

柴斯特頓指出:「一個人下跌的角度可以有無限個,但叫人站住的卻只有一個。」他最終因身體過重「下跌」,無法達到自己滔滔不絕宣講的平衡。他不僅不知不覺採下五顆梨子,甚至全部吃掉。體重徘徊在三、四百磅之間,加上健康欠佳,他被取消從軍的資格,這使得他受到一次唐突無禮的對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在倫敦的街道上瞥見柴斯特頓。這個愛國者憤憤不平地說:「為甚麼你不在前線(out at the front)?」柴斯特頓神態自若地答道:「親愛的女士,妳如果稍稍站過來一點,就會看見我正在前線。」(編按:out at the front可解釋為「前面突出」;柴氏意指自己突出的身型。)

獨特的外型使柴斯特頓成為倫敦諷刺漫畫的寵兒。熟練的漫畫家閒閒幾筆就可捕捉他的神韻:從側面看他就像一個巨型的大寫字母 P。這個特色,加上其他怪癖,使他的名聲更為顯赫。柴斯特頓大部分古怪行為,跟典型那種不修邊幅、心不在焉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不結領帶出席婚禮,一雙鞋子還黏著價格標籤。靈感來了,他就隨手撿起任何紙張,甚至是牆紙,草草寫下筆記,有時候甚至渾然忘我地站在馬路中央。有一次,他打電報給妻子:「正在哈伯勒市場。該往何處?」她打電報回覆:「回家。」

柴斯特頓樂於跟當時的不可知論者和懷疑論者進行公開辯論,最著名的對手首推蕭伯納。那時候,一場信仰辯論足以叫演講室座無虛席。柴斯特頓經常遲到,到場後他透過夾鼻眼鏡盯著自己那些凌亂的紙條,接著就開始娛樂他的觀眾:擺出一副緊張的神情,手指亂掏口袋,以假聲為自己講的笑話捧腹大笑。他往往把觀眾吸引到自己這一方,然後招待被他大懲小戒的對手到就近的酒吧慶祝。「蕭伯納就像米羅的維納斯,他的一切都教人敬佩!」說罷,就深情地為這個朋友乾杯。

漢米爾頓(Cosmo Hamilton)是柴斯特頓的一個爭辯對手,以下是他所描述的個人經驗:

聽著柴斯特頓隆隆的笑聲……看著他對我作出人身攻擊後,自己卻笑彎了腰,目睹他密集地發出雌孔雀般喜樂的笑聲,以運動員的精神令一群驚愕的觀眾沉醉在爆發的歡笑中;對諸神來說,這一切不失為一個奇景⋯⋯對這個埋首字典的頑童、滿口哲理的小飛俠彼得潘、幽默風趣的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和善而華麗的小天使、淵博而有智慧的學者;我離開那房間時,多了一份自此與日俱增的尊敬和讚賞⋯⋯何等怪異、巨大、奇妙、深刻、怡人!前所未聞,日後亦難得一見。

在柴斯特頓的年代,嚴肅持重的現代人正尋求一種全新的統一理論,以解釋過去,寄望將來。蕭伯納把歷史視為階級之間的鬥爭,提出一套社會烏托邦理論作為救世良方。根據威爾斯(H. G. Wells)的詮釋,過去正逐步往進步和啟蒙演變與推移(一個大半個世紀以來飽受駁斥的觀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揭櫫了不受潛意識壓抑和束縛的人類前景。諷刺的是,三位提倡進步的人都是面容嚴峻的。前額皺紋滿佈、一雙瞳孔深沉而焦慮不安的他們,卻娓娓陳述眼中樂觀的前景。與此同時,面泛粉紅的欣喜、眼睛閃閃發亮、不和諧的金鬍子噗噗作響的柴斯特頓,正快樂地捍衛原罪、最後審判等「反動」觀念。在一個充斥著鄙視宗教的「有識之士」的社會,柴斯特頓似乎本能地意識到,一個嚴峻的先知難以打動人心;他寧可扮演逗樂小丑的角色。

柴斯特頓聲稱不信任「嚴厲、冷淡、瘦削的人」,這也許解釋了我為甚麼愈來愈喜愛胖嘟嘟、令人愉快的辯解者。今日的教會,正是嚴肅持重者的天下。福音派信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大多數美國人都樂意與他們為鄰,卻不大情願多花時間與他們相處。神學家拉長著臉,就「信仰的當務之急」進行演說。電視佈道家梳著一絲不苟的頭髮(往往還染上顏色),充滿自信地點名譴責敵基督、預告世界末日何時來臨、宣告怎樣在這段期間活出豐盛而健壯的生命。宗教保守分子呼籲重整道德,基督徒普遍以節制、勤奮、功績作為信仰的基本證明。

急於指出我們有多好的基督徒,也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福音是帶著「以善勝惡」(eucatastrophe)的姿態來到世上,那是一個極美好的事物臨到極糟糕的群眾身上的救贖時刻。「悔改的大多數」或「罪得赦免的大多數」,豈非較「道德高尚的大多數」更能準確界定基督徒的特質?

柴斯特頓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並不是經過試驗後發現行不通,而是因為難於實現而沒人嘗試。」真正的問題不是:「為甚麼這樣糟糕的基督教竟自稱美好?」反之,真正的問題是:「為甚麼人世間的事情這麼糟糕仍自稱美好?」柴斯特頓樂於承認教會大大有負福音所託。事實上,他指出,基督徒失敗的見證,正是一個支持基督教信仰極有力的論據,這正好印證了聖經有關墮落和原罪的教導。世界出現問題,更加證明了教會的基本教義是對的。

《倫敦時報》(London Times)邀請一些作家以「世界的問題出在哪裡?」為題撰寫文章。柴斯特頓提供了最簡短和切題的回答: 編輯先生:

在我。

柴斯特頓

※  ※  ※

今天,我們仍然需要柴斯特頓。當文化和信仰變得更加分離,我們不妨汲取他的才華、他使人愉快的作風,尤其是他慷慨而愉悅的精神。當社會趨於兩極化,就如我們的社會情況,文化與信仰彷彿站在一座大分水嶺的兩方,互相叫囂。柴斯特頓採取另一進路:他走到吊橋中央,向任何一位欲作戰的武士大聲挑戰;然後,他使站在兩方的人都縱聲大笑。縱使有不少個人的怪癖,他卻充分闡揚了基督教信仰;論機智、幽默感和純粹的智力,絕不亞於任何一個晚近時代的人。任何人若斗膽把世界從神和道成肉身的教義分割開來,他樂於親自或藉文字接受其挑戰,以騎士的熱忱捍衛最後一座堡壘。

柴斯特頓自己曾說,帶憂傷色彩的現代社會需要不一樣的先知,以前的先知提醒人類大限將至,今日的先知該提醒人類死期未到。由那個腰圍寬大、笑聲澎湃的先知擔此重任絕對綽綽有餘。艾略特(T. S. Eliot)曾作以下的評論:「說到在現代社會中,確保重要的少數群體的生存――我認為他所作的較任何同年代的人都多。」我曉得他為我所做的,每當我感到信仰再次枯竭,就會走到書櫃旁拿起一本柴斯特頓的書,然後,探險之旅又重新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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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斯特頓作品推介

不用說,我建議讀者先看《回到正統》。喜愛這本書的話,可進而閱讀《永在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柴斯特頓在書中總結了耶穌的一生。《聖法蘭西斯傳》 (St. Francis of Assisi)和《聖多瑪斯傳》(St. Thomas Aquinas: The Dumb Ox)兩部傳記,也值得一讀。此外,柴斯特頓的文章已集結刊印成不同的書冊。超級忠實的讀者不妨留意伊格內修斯出版社(Ignatius Press)的一項浩大工程:《柴斯特頓作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G.K. Chesterton),其中三十五冊已經面世。小說迷或可挑選《名叫星期四的人》及布朗神父小說系列。坊間有幾部寫得不錯的柴斯特頓傳記,但論到娛樂性(或令人興奮的選擇),絕對比不上他親自動筆的《自傳》(Autobiography)。最後,讀者切勿遺漏了美國西頓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資料豐富的季刊《柴斯特頓評論》(Chesterton Review)。

本文改寫自楊腓力《靈魂倖存者:他們助我跨越信仰危機》(Soul Survivor: How My Faith Survived the Church, Doubleday, 2001)其中一章,已獲授予版權。中譯本由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2002年)。

抽言:

1. 今生的美事是一場海難遺下的殘跡……存留的,除了是神原本設計的殘跡外,就是一種自由,一種選擇相信或離棄這樣的神的自由。
2. 相對於基督徒的痛苦,喜樂恰恰成為無神論者的哲學問題。
3. 邪惡最大的勝利也許是把宗教描繪成享樂的敵人。
4. 「悔改的大多數」或「罪得赦免的大多數」,豈非較「道德高尚的大多數」更能準確界定基督徒的特質?

本專欄與《校園出版社《書饗》校園雜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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