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聯手，全球協力——中文聖經翻譯歷史上的國際合作
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中坐者）與他的學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有位作者說過，《和合本》聖經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聖經，大家都叫它『中文聖經』，而不用《和合本》這名稱」。另一位則稱讚《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來譯經的精華」，是「無數中西學者的心血結晶，其中許多字詞是由馬禮遜的翻譯而來的……」。近年雖然出現了多個不同的高質素中文譯本，《和合本》也進行過大小修訂，但新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早年歷史，的確清楚見證著這個「中西聯手，全球協力」的特點，奠定了日後不同中譯本的基礎。
《巴設譯本》與第一代翻譯本
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達廣州時，中國仍在實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對外國人在經商期間於中國的活動也有諸多限制。在馬禮遜邊學習邊翻譯的日子中，他和他在倫敦的中文老師容三德所抄錄的《大英博物館抄本》，是最重要的學習和參考資料。這個新約聖經中譯本的抄本，後來被證實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傳教士巴設（Jean Bassett，又譯白日昇）與中國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譯的。由於巴設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譯到《希伯來書》第1章便停下來，未能完成整部新約。
這份抄本大大影響了馬禮遜的翻譯，一大原因是，當時在印度東北部的丹麥管治港口塞蘭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嘗試以中文翻譯聖經，這造成雙方競爭的局面。
塞蘭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創辦，在印度當地有很大貢獻。除宣教之外，他們還負擔起扶貧、教育，和把聖經翻譯成多種印度語言及印刷聖經的工作。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認識了一位懂中文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於是擴展出中文聖經翻譯的事工。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父親是商人，早期帶同家人到中國經商。但由於當時廣州十三行只容許洋商以及與商務有關的人員居留（例如翻譯員，這也是馬禮遜為了留在中國而需兼任的職務），拉撒的父親要把他留在澳門生活，並為他聘請了華人的中文老師。後來拉撒自己經商失敗，到了印度生活，輾轉被塞蘭坡的信徒邀請教授中文，並開始和浸信會傳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譯中文聖經。
當馬禮遜的聖經翻譯工作還處於起步階段，拉撒和馬殊曼已於1811年印行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中譯本。馬禮遜在極大的競爭壓力下，希望加快翻譯速度，最終大量使用了巴設的抄本，並成功在兩年後（1813）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後來，在塞蘭坡的浸信會譯者得悉這個《巴設譯本》的存在，也用來修訂及完成他們的譯本。結果，由於這兩個譯本——統稱二馬譯本，即馬禮遜、米憐譯本和馬殊曼、拉撒譯本——都受到《巴設譯本》的影響，在用詞上有不少相似之處。
雖說巴設的版本止於《希伯來書》第1章，因此馬禮遜和馬殊曼等要自行翻譯新約後面的部分和舊約全書，但當中很多重要字詞一直沿用至今，見證著《巴設譯本》的影響力。這些字詞包括：福音、使徒、義、恩、得救、天國、祈禱，等等，還有影響深遠的「神」字。
南洋宣教經驗與聖經本土化翻譯
由於二馬譯本的主要翻譯過程，分別在不甚開放的廣州外商範圍和印度塞蘭坡進行，所以少有機會讓華人讀者參與和給予意見。這種情況在二馬譯本完成之前已開始轉變，因為同屬倫敦差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禮遜的建議下，於1815年在馬來亞的馬六甲設立宣教基地，逐漸發現南洋當地的多個華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場，有利於當地及中國福音工作的發展。
隨後到達南洋開展事工的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又譯郭實臘），這些傳教士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東南亞當地的華人，後來更用上多種書寫媒體去接觸他們，向他們介紹基督信仰，包括小說、月刊、福音小讀本等等。為求能擴大讀者群，這些閱讀材料多以較簡單易讀的明、清章回小說書面語（後稱淺文理）寫成。作為翻譯員，他們體會到初代聖經中譯的語句過於直譯，華人讀者讀起很不通順。雖然馬禮遜的新舊約譯本《神天聖書》是他和米憐合力完成的，但米憐在翻譯舊約時才加入，難以對譯本的翻譯語言和風格作出太大改變。
在馬禮遜去世後，麥都思和郭實獵有機會以較本土化的語言和用詞去重新翻譯聖經。他們完成的新約版本通稱為《四人小組譯本》，由麥都思和郭實獵，再加上首位到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馬禮遜在澳門出生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為首的麥都思除了用上較通俗的小說書面語，還嘗試將一些《神天聖書》中較為音譯的詞彙改為更地道的意譯表達，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為「逾越節」，「啦吡」變為「夫子」。
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改動是，把《約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為「道」，把中國已有的「道」的觀念引入為基督教所用。相信這種較本色化的翻譯和書寫方法，跟那一代譯者具備在東南亞各地宣教和接觸華人的經驗不無關係。《四人小組譯本》最終沒有獲得英國聖經公會的支持，但郭實獵自行以同樣風格把舊約全書翻譯完成。這個新舊約版本日後被洪秀全選上，成為太平天國聖經的基本底本。
結合中西的文言譯本
到了19世紀中葉，在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下，中國陸續對外開放多個港口和內陸地區。基於這個政治上的重大轉變，新教聖經翻譯工作朝向兩個嶄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發展：首先是不同地區的傳教士數目增多，製作一個眾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譯本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這個崇高的理念易說難行：1843年，在香港舉行了在華傳教士會議，會中決定委派不同地區的傳教士（delegates，即委辦）去共同翻譯出一個聯合的《委辦譯本》。後來卻因為倫敦差會，包括麥都思在內的幾位傳教士較為強勢，引發譯者與譯者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議。出現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詞的譯法，最嚴重的分歧莫過於「上帝」和「神」之間的選擇，也就是日後延續多年的譯名問題的導火線。
另一個爭議點是翻譯文字所用的書面語：麥都思認為一個用上文言文（後稱「文理」）的合一譯本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和重視，但以裨治文為首的美國傳教士卻喜歡較口語化和易明的小說書面語（即後來的「淺文理」）。由於雙方爭持不下，最終只完成了新約部分的《委辦譯本》，之後英國傳教士退出了委員會，自行把舊約部分翻譯完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則另行以他們認為合適的譯名和書面語去翻譯聖經，這個《裨治文、克陞存譯本》在中國沒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卻備受當地的美國傳教士垂青，還影響了日後完成的日文聖經翻譯。
在《委辦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也遇上難題，他們要使用艱澀的文言文翻譯出被華人知識分子接受的譯本。可幸的是，麥都思團隊不久就得到儒學學者王昌桂和王韜父子的幫助，順利完成《委辦譯本》的翻譯。麥都思稱讚王昌桂「因學識廣博，贏得『活字典』之譽」，而王韜「雖不如父親之廣博，而靈敏活用則有過之，文采優雅而論斷允當」。日後著名史學家及教育家羅香林，更以「辭句淵雅，富文辭氣息」去形容《委辦譯本》的文字。麥都思的文言文譯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韜兩位華人譯者功不可沒。
中文聖經翻譯上的另一個發展，可說是跟文言文譯本朝相反的方向走：當傳教士可以踏足中國多個地方，他們越發明白中國語言的多樣化，和人民識字率偏低的情況。當時很多福音對象，如婦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聖經讀給他們聽，他們也是聽不明白。傳教士便開始探討以口語（白話）去翻譯聖經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唸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可以更加明白。傳教士也發現中國各地語言差異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話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話，江南一帶要用上蘇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則需要福州話和廣東話譯本等。
這些都是以漢字譯成的版本；另外還有一些是以羅馬字母拼音譯成的，例如早期德國禮賢會傳教士呂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譯的羅馬字拼音版廣東話《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以及瑞士巴色會（現稱崇真會）以拼音翻譯的客家話聖經。這一類譯本主要是為方便傳教士誦讀而製作的。
首個最有名的官話譯本是《北京譯本》新約聖經，由幾位在北京工作和傳道的傳教士合力翻譯完成，當中包括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猶太裔的美國傳教士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由於施約瑟來自立陶宛的猶太家庭，自小入讀拉比學校，因此深諳希伯來文。在《北京譯本》推出後，他分別以官話和淺文理書面語去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而他的官話舊約譯本和《北京譯本》對日後的官話《和合本》有很大影響。《和合本》中不少既優美又準確的翻譯都有施約瑟的翻譯痕跡，例如《詩篇》23篇，他譯成「使我臥在草地、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使我心裏甦醒、為他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邊、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中，多國的傳教士和英、美、蘇格蘭三大聖經公會，共同決定成立三個翻譯委員會，去完成新的一個共同譯本。這譯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個譯本但多個版本，去解決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重大爭議：例如同時接納「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譯名問題，容許「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會與其他宗派的翻譯分歧，以及同時以文言文（文理）、小說文（淺文理）和白話文（官話）進行翻譯，以解決多方對書面語選用的異見。
《和合本》在推出後短期內獲得教會廣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後這種求同存異、願意妥協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個翻譯委員會中的成員，雖然大多數是美、英兩國的傳教士，但華人成員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張《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合照中可以見到華人譯者的蹤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參與者。他不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師」，在《和合本》翻譯完成後，他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暢方面的「拮据」情況，更獨自重譯新約，並在1933年發行他的《新約全書》。雖然這個譯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見證了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中西聯合的特點。今天我們仍在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絕對是一個多國傳教士和譯者合力完成的結晶。
唐子明
加拿大西三一大學聖經研究及原文講師，加拿大卑詩大學及昆蘭理工大學中國及東亞歷史講師。
本文是英國聖經公會與CT合作紀念馬禮遜《神天聖書》全譯本出版200週年的系列文章之一。獲CT中文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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