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急澗山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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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與依納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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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123RF

引言

16世紀的歐洲,處於中古時期,西班牙出現了三位堪稱「大師」級的人物,在教會歷史——甚至中國歷史中,留下璀燦的記號。本文將分享其中一位跟中國牽扯上關係的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另兩位是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1515-1582)與聖約翰十架(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他們也是非常精彩的人物,只是在此不表。

回顧明代歷史,耶穌會進入中國後,歷經與其他修會捲入「禮儀之爭」的糾紛、被教宗解散、解散約40年後教宗又解除禁令、再度創立的幾番波折。一個修會在解散40年後,還能在灰燼中重生,這跟它的成立、它的使命、它的定位有很密切的關係。

耶穌會的會士,歷來被教宗稱為「依納爵的兒子」。從這樣的暱稱,可知教宗與耶穌會的特別關係:不管與時推移多少個世代,耶穌會仍舊是依納爵成立的那個修會,那個立志成為基督軍旅、同伴的修會。(Society of Jesus的意思是Company of Jesus,與耶穌同伴同心的一夥。)

依納爵與耶穌會的誕生

在耶穌會成立之前,歐洲已有修會——著名修會如Dominican, Franciscan, 前者是preaching friars:在大學、城鎮講學的人;後者則立志一貧如洗,好讓自己完全效法貧窮、捨己的基督。依納爵並不是因為嚮往修會生活而成立修會,他自小並非是一個有宗教傾向的人,反倒嚮往當軍人、立大功、得到淑女(lady)的愛護(你如果有英格蘭的圓桌武士的概念,就比較容易明白。一個武士再英勇,也必須效忠一位lady,她的欣賞,是他在戰場上拼命的動力)。

因為不愛唸書,即使有機會,也不願意浪費時間坐在課室;他年少從軍。30歲因為打仗的緣故,被炮彈傷了腿,從沙場上被救回來。以前的醫生對於骨骼、肌肉、經脈的認識有限,替他把斷了的腿接回,他發高燒,病得幾乎死了,按照天主教給臨終病人行了傅油禮,做了最後的告解,他知道自己將死,也把性命交付給彼得(如果你知道天主教相信天國的大門由彼得管著,你就瞭解為什麼彼得會「出現」在這環節上),沒想到卻活了過來。由於以前的手術技術不好,復原後骨頭突出,不美觀,怎麼再上戰場、怎麼在 lady 面前跳舞?他把心一橫,要求再做一次手術,去掉多餘的肌肉組織和骨骼。那個時代沒有麻醉劑,上戰場的軍人,都是咬牙忍受那種鋸骨、再接駁的痛楚。依納爵的哥哥聽見他要動這可怕的手術,大力反對,但他執意要做。手術完成後,他在家中調養,本來想閱讀那些武士的羅曼史,可是嫂嫂沒有那一類的書,卻找了聖徒傳記給他看。日後他自述早年歷史時,說那個時候有兩本書特別吸引他,其一是《耶穌基督的生命》,其二是《聖徒的簡單故事》。他每天用些時間來思想他讀過的段落,發現每逢如此觀照聖徒的生命,他心靈就會愉快、喜樂。雖然人在床榻上不能動彈,可是心裡卻浮現一種渴望,希望有一天能夠去耶路撒冷、禁食、做一切討上帝喜悅的事。

當依納爵可以下床,在房間內走動時,他便把基督說的話、聖母說的話(請仔細回想,馬利亞曾經說過什麼話?這些其實都很寶貴。「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的救主為樂……」),用不同顏色的墨水,以漂亮的字體抄在一本本子上。

康復之後,他就離家到羅馬,再去巴勒斯坦朝聖。完成心願之後,他下定決心,回去鄉村裡的小學當學生,跟小學生一起努力學習拉丁文文法的複雜變化。一班像猴子般活潑的小孩裡,摻雜了一個34歲的老學生。但他比其他學生更用功,一路苦讀,絲毫不敢放鬆。1528-1535年期間在巴黎求學,完成他第一與第二個學位,之後再到Dominicans的學院去讀神學,1535年畢業。(題外話:依納爵讀巴黎大學的時候,加爾文也在該校讀書,而且當依納爵十分刻苦要服事主的時候,加爾文尚未把生命交給基督。)

依納爵在巴黎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找志同道合的同伴,把自己寫好的屬靈操練跟他們分享,讓他們跟著去做。那個年代,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十分活躍,不斷跟蹤與調查任何宗教性的活動,依納爵也被跟蹤、抓去問話,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嫌疑。1537年依納爵與同伴一起晉鐸(意思是做了神父)。

1539年春天依納爵與同伴聚集,開始考慮是否要成立一個新的修會,經過幾個月的討論與禱告,他們決定有必要成立新組織。依納爵受委託寫一份材料呈給教宗看,教宗原則上同意。次年教宗發諭令宣佈這個修會的成立與宗旨。

在天主教的體系裏,每個修會的成立,必須有清楚的異象,是上帝的託付,透過教宗的認識與認可,才能夠正式成立。依納爵十分清楚這些,他不是要為自己謀大事,而是非常願意培育一支精兵,讓教會差派。而教會在地上的頭,就是握有傳自聖彼得的教宗,因此,依納爵願意奉獻自己,成立一個組織,效忠教宗,讓教宗差派,任何困難,在所不辭。17、18世紀在中美洲、南美洲各地區的傳教活動,非常有力快速地展開,就是因為耶穌會會士像軍隊裡最精銳的那支部隊被派出去,前仆後繼的湧到偏遠地區,無論多艱難,多孤單,都完全不能攔阻他們服事基督的赤誠。依納爵早就把耶穌會的特性和使命,仔細地訂在耶穌會的會規裡。任何一個加入耶穌會的會士,必須熟讀會規,而受委派的老師,也會詳細講解會規,好讓每一代的新會士,就跟依納爵自己訓練出來的一樣。

話說依納爵的同伴,有些家世很好,可以繼承封建社會中豐厚的祖業,可是他們加入這個修會,要發願——矢志順從(total obedience)、矢志忠貞(total faithfulness,包括了不結婚,完全忠貞於基督)、矢志貧窮(poverty)。這些是一般修會的發願,而耶穌會還多了一個願,就是矢志效忠教宗。

依納爵把耶穌會建立起來,特別重視幾件事。第一是會士的培育,第二是會規的撰寫。他對一個會士的要求嚴格:基礎教育之後,必須有人文教育,繼之以哲學教育,最後是神學教育——這三段加起來就七年。而在開始這個歷程之前,先有兩年的初學院,以兩年來考驗你、檢視你是否適合加入修會。這兩年讓你做卑賤的工作,無論是做清潔工、廚房工、或去服務,看你是否能夠處卑賤,看你是否真心實意的愛別人,看你是否能服從。

依納爵還有自己寫的一套靈修材料,叫「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內容與大綱在此不表),初學生在靈修導師的帶領下學做默想,然後2年內有一次的避靜(英文用retreat這字眼)機會做30天的「神操」(帶「神操」的人需要license,據聞在亞洲服事過、唯一考取帶30天避靜資格的基督徒,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的太太荷桂特Joyce Huggett,校園出版社曾經出版她寫的書:《躍入汪洋大海中》和《活出自由》)。如果你不適合走這個奉獻的道路,導師會據實以告,問你是否要退出。在七年讀書之後,還會再做一次30天的「神操」,這是又一次的鑑定,看你是否已經預備好,願意開始展開服事神、服事人的道路。 每一批的耶穌會會士,都是經過這樣的培育過程,每個人都有受委派指導你的靈修導師,你透過導師的帶領,更加深認識你與上帝的關係。這不是一個「你必須怎樣」的說教,而是透過你的默想,顯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這裡使詐不得,有經驗的導師,能夠看出你裡面是怎樣的光景,當然,他不是依靠自己,他也是依靠聖靈,因為聖靈體察我們內心別人所不知道的一切。導師不是來拆你的台,而是讓你認識who you are。

依納爵培育了自己親愛的同伴,再一一差派他們出去。第一個階段是,凡主教來信要求,他就把會士派去該地區做信仰的教導,這時期把會士派去義大利南部、北部、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工作,遇到可以培育的人,就讓他們做「神操」。由於他們分佈歐洲許多地方工作,也由於這些會士都幾乎是博士級的人,因此他們去到什麼地方,學校就開到什麼地方。1549年第一個宣教士到國外傳教,目的地是巴西。他也十分殷勤與他們通信,那時沒有電話,所有的信件在海上透過商船來傳遞,依納爵的信保留至今,為數眾多,有些翻譯為英文。他惦念他們,為他們不斷禱告,以信件來不斷勉勵他們為主忠信。

依納爵自1540年起被選為耶穌會第一任的總省長,所以必須留守在羅馬。他用許多時間禱告、考慮,怎麼落筆寫會規,這會規超越我們今天各教會的Mission policy manual,也超越差會的會規,因為是他長期禱告,尋求上帝指引之下所寫的。當我閱讀英文版的Constitution,覺得好像是一部長期用禱告「煲」出來的手冊,每一頁每一行,都是想到日後可能會面對的挑戰,所以先為日後的會士禱告,所以先求問上帝應如何做。這不單是解決問題,更是為了塑造一個修會,讓這個修會的會士蓋上同一個印記――屬於基督、完全奉獻、愈顯主榮(to give greater glory to God――這是每個會士一生要致力於的座右銘)、刻苦耐勞、天天為主而順服長上。

令依納爵很猶豫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耶穌會這個修會,是否要做每個修會都有的經課?每個修會有早課和晚課,按照修會那種服從的方式,若規定要早課,每個人除非病重,否則是一定要參加的。沒有了早課晚課,是否會影響會士的屬靈向度?但是因為設立這個效忠教宗的修會,如果要到遠處傳教,路途坎坷,住在蠻荒野地,請問如何服從早課晚課(做早課包括要守足規定的早課時間,連手錶都沒有,在荒野怎麼知道幾點了 )?經過斟酌考量,最後他決定這個修會不做一般修會一定有的早課晚課,好讓這修會可以隨時被派遣,不必等到做完早課才可以出發。但他另有取代,就是每天中午12點和傍晚約6點,是自省時間,規定必須做15分鐘,自己一個人做,離群找個安靜地點,在上帝面前自省,過去6小時是否察驗上帝的同在?是否因為忘記上帝同在而隨意說話或做出不恰當的決定?上帝的靈什麼時候擔憂了,而自己卻不覺察?上帝的靈什麼時候引導自己,但因為自己魯鈍,卻沒有感謝祂?

依納爵50歲那年被選舉為總省長,上帝給了他15年時間來培育會士、寫會規,他在這15年也飽受胃病的折磨(相信與他壯年時經常長時間禁食有關)。因為耶穌會的會士在許多地方設立學院,很自然的,後來參加耶穌會的人也多了起來。到1556年依納爵去世的時候,耶穌會會士已經達到1000人。

耶穌會與中國

我們華人教會熟悉的是戴德生創辦的「中國內地會」,而對天主教最大的修會耶穌會認識有限(1965年耶穌會有36000會士),不曉得他們這支精兵的預備、事奉的幅度。有些英文書只為某個領域的耶穌會會士的工作留下記錄,有些涵蓋比較廣,你會發現,原來他們曾經在那麼多方面有深遠的貢獻。

有一本小書叫《耶穌會士在中國》,將許多散佚已久的明代耶穌會工作撰寫出來。上帝愛世人,而被差派的耶穌會,在明代為了在中國傳福音,做了驚人的投資。這些投資,都是以人作為投資的單位。

著名的明代學者徐光啟(光啟出版社就是取自他的名)和李之藻,曾經跟會士學數學,然後翻譯為中文。

明末湯若望神父,在朝廷內深受器重。中文學得很好,把徐光啟翻譯的天文學文章72篇,修訂了之後獻給皇上。後來接續做修訂曆法的工作。當明朝面對攻擊的時候,求助於他,要他製造大炮抵抗滿清軍隊,他推託不願製造戰爭武器,一再解釋他從未學過這些技術,還是無法違抗皇令。不得已,製作出20門大炮,而且非常成功。

滿清入北京,順治皇帝對湯若望神父非常敬愛,經常出入耶穌會會院來拜訪湯神父,坐在湯神父床上與他聊天,當他是祖父一般,請教他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後來不斷給他升官到一品。

康熙年代,15年當中從法國來了40位耶穌會會士,主要任務是繪製一幅巨大的詳圖,和其他地理方面的工作,同時監管欽天監的工作。皇帝要這些神父周遊各省,直到邊陲地區,好細心修改當時已有的地圖。這個任務交待下來,花了9年時間,最終將「現代滿清中國全圖」呈獻給皇帝。

康熙皇帝期間,發生禮儀之爭,來自其他省份的教士(屬於別的修會)將意見上呈給教宗,投訴耶穌會會士的做法,因為耶穌會會士許可進教的士大夫繼續進孔廟、敬祀孔子,在他們眼中是很嚴重的行為。可是耶穌會會士自利瑪竇時候,開始從文化進路來接觸士大夫,也明白士大夫如果不能進孔廟,他們也不能再當士大夫了。所以在文化的角度,耶穌會會士許可這些妥協,但別的修會沒有理解各方面因素,就直接告狀,後來教宗來函說不可讓信徒遵循祭孔習俗。這些往來的申訴、信件十分煩人,後來教宗把耶穌會解散了。來自教宗的諭令也送到皇帝手中,康熙見外來教廷竟然干預中國的事,大怒,朱筆一批:「此後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國傳教,以免招致更多麻煩的事。」

日後到了乾隆皇帝年間,照樣禁教,傳教者判死刑。可是他當皇上期間,所招進來的耶穌會教士比以前更多。譬如乾隆因為打勝高麗、土爾其斯坦(Turkestan)、西藏,然後又宣佈緬甸和安南為進貢國,他要會士為他繪製這些地區的地圖!兩位來自葡萄牙的神父傅作霖和高慎思肩負使命,穿過中亞西亞,由新疆到土耳其,並遠至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地區,把這些都繪製成地圖,獻給皇上。呈上之前,耶穌會士郎世寧給這圖冊飾以中國國畫,令乾隆皇帝十分喜悅,之後委派郎世寧把他一連串的勝利事蹟描繪成冊。

乾隆皇帝後來要求一張長12英尺、寬6英尺的巨型世界地圖,為的是裝飾宮廷之用。傅作霖神父終於將它繪成,但是卻不符合乾隆皇帝所期待的立體式、有雕塑的樣式,無論傅神父怎麼解釋在中國缺乏這些雕塑的工具,乾隆皇帝仍堅持要雕塑的地圖。幸好有一位過去在歐洲從事教育的蔣友仁神父說他可以一試,這位教授照著書本自行鑽研,學習雕製技術、製作工具。待這張世界地圖完成後,乾隆皇帝十分滿意,又交付給蔣友仁神父一個更艱難的任務――把郎世寧繪製的有關乾隆時代征服邊疆的16幅畫都雕製出來!最終,蔣神父均一一完成了。

耶穌會士常給人的印象是「很會讀書的加入耶穌會」。明清皇帝對於耶穌會會士有諸多要求,會讀書是基本要項。而耶穌會會士的學養深厚,的確出類拔萃,除了具備基礎專長領域的底子,常可跨足至其他專業領域,表現不凡。因此,當康熙時代禮儀之爭之際,其他修會會士均被趕逐出境,唯獨耶穌會會士被皇帝留在京城效勞。

20世紀下半葉,有一位耶穌會會士,勞達一神父,工作保持低調,貢獻無可估計。自1949年與其他天主教神父被逐出中國之後,他被派留在香港。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一個人默默耕耘,收聽廣播,看中國報紙,剪報,寫專稿,或者邀請人寫稿,每週出版一份小小的刊物,名叫China News Analysis,每份有幾篇新聞分析,分析那些由電臺、報紙提供的政治、經濟、農業、教育和宗教等課題的新聞。在中國向外封閉的年代,誰知道裡頭發生的事。可是勞神父孜孜不倦的工作,他的「中國新聞分析」30年如一日,成為海內外的重要材料,誰知道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他從分析那些誇大的生產指標,就知道其中必有問題,饑荒一定會來!他仔細閱讀、嗅察政治新聞,用的字眼,新聞的版位、拍的照片,分析誰會升上重要位置,誰會在不久的將來被貶。有誰會想到這份「新聞分析」是一個神父單挑負責的?這刊物水平高、精確度高,連中南海也訂了7份,可是這刊物怎麼運作,在他退休之前,幾乎是個謎,因為他非常低調,從不露面,外界最多只知道一個名字,其他細節無可奉告。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天守著一台陳舊的收音機,30年如一日的收聽各省電臺,中央台消息,不斷地撰寫並彙整資料。這個可怕的工作量,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顯得特別的驚人。可是許多資料是儲存在腦袋,上回聽到的資料與這回聽到的不同,他就產生疑問,詳細追查。

當勞神父過世的時候,耶穌會按照慣例,印一張白色的小卡,前面是遺照與告別彌撒的日期,後面是會士的遺言。勞神父那張精簡的小卡背頁寫著Pray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who is faithful to the Pope.


結語

我今年參加一個教牧退修會,主題是「宣教神學」。席間一位長老問:「為什麼從宗教改革之後沒有做宣教?為什麼到威廉克理之後,才開始有近代的宣教?」頗令人深思。首先,如果我們不要掩飾曾經發生的事蹟,那麼宗教改革無可迴避一個暴力改革的問題,包括戰爭(譬如改革宗其中一位領袖慈運理,便是在一場戰役中傷重身亡),或者民間的私下暴力行動。改革者過後要如何收拾殘局,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第二,從上文來看,如果我們看到教廷派出去「收復」失地的人,是經過耶穌會培訓的,可想見這個「對抗」歷程的艱難。這些會士去做信仰培育時,他們也順便興辦學校和學院,當一地的教育完全掌握在這些真的是有學有識的神父手上,請問,改革宗如何「進去宣教」?

第三,我們必須正視宗教改革帶來的好處:在天主教內部產生的許多改革、修訂,他們叫Counter Reformation,意即,把體制裏的弊病修正,把腐敗之處重新正視。然後他們就積極向外傳教,派了許多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從上文可知,雖然在中國沒有傳教自由,但耶穌會努力為日後有設教機會鋪路,持續派出非常優秀的天文、數學、水力、農業、鐘錶、繪畫和雕塑等人才。可見,耶穌會的傳教使命並沒有失落。

如果沒有依納爵,我覺得這世界真的少了很多很精彩的事。我非常敬重他在靈修方面的深化,因此把我兒子的英文名取為Ignatius,希望他是與耶穌同行做同伴的人,希望他像依納爵,是一個禱告的人,一生禱告,一生讓上帝引領。

本專欄與《校園雜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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